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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佛开除中国学生事件中，我们能看到世界名校的价值和底线，同时也开始反思中国式留学的根源和解决方案。 中国出国留学市场上，有些机构的VIP服务声称，交够服务费，就保证进入世界名校。 在“钱说话”（Money talks）的世界，这种交易是可能的。靠金钱、权势、手段通往名校，让我觉得不耻，不耻于教育的庸俗化。 而与此同时，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部分世界名校，开始加大驱逐（开除）成绩不好、表现不佳的中国学生的力度，特别是新入校的学生。 美国名校的举动，让我看到了教育名牌真正的价值和底线！ 
不过，也产生了更大的疑问：中国学生一向被标榜为“勤奋好学”、“聪慧睿智”，怎么也出问题了？ 我的一位英国同事不无忧虑地提到，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时，完全不具备“学术文化”素养。 他们上课一般只会看手机，不回答问题、不参与讨论、不与其他国家的同学交流，课下不回复老师的电子邮件、不加入社团活动，对他们而言，留学只是一个位置的移动，而他们封闭的状态，形成了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。 这位同行对此产生的疑惑点到了咱们中国人的痛处。 
“按照录取要求，他们的雅思成绩应该是6.5分以上，而且实际上有不少中国学生在7分以上，可是课堂上我提问的时候，总感觉这些学生听不懂我的问题，即使听懂了，他们的口语表达无法令人满意，写作的问题就更多了，很多中国学生的小论文（作业）很难读懂，不符合学术写作的要求……” 雅思英语的高分似乎只是“皇帝的新衣”，一到听课、发言、讨论的时候，我们“四六级”的老底就暴露出来了，只知道乱点头，头脑中的英译中和中译英乱成一团，开始“不着四六”了。 这些多年来没有多少改观的问题，姑且概括为中国式留学！其实，本质上是中国应试教育后遗症的海外延续。 追根溯源，中国式留学并不是留学时才产生的，而是国内中小学时期教育问题的映射，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 1972年，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到正处于特殊时期的中国，拍摄了一部名为《中国》的纪录片。 
这部曾被长期禁放的纪实影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：当时来华访问的外国友人参观了上海的中学，很多学生在参加课余举办的音乐兴趣班。这些外国人中的音乐专家发现，兴趣班里，越是年龄小的中国孩子，越能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，甚至超过了同年龄段的外国学生，而高年级的中国学生却莫名其妙地变得刻板而平庸。 四十多年过去了，“伤仲永”的故事仍然不停地在身边放映。当教育倒向以考试为核心、甚至唯一标准的功利目的时，曾经的兴趣空间被严重挤压了，代之以不计其数的作业和试卷。 回到国内成为中国院士的杨振宁教授，让人惊讶地这样评价中国教育：“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，而是比美国的好。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，到美国中学、大学去念书，都会变成佼佼者，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，确实压力很大，可是有效果。” 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杨教授只看到了国内学生在国外表现优异的表象，却没有发现中国学生在国内外表现有差异，恰恰说明了中国教育功利化对学生潜力的压制——考试的压力、升学的压力。 
看到网上报道的高考后中国学生肆无忌惮地把书撕得粉碎、借此发泄的场景，我突然想到多年前一位中国的奥运冠军，她在接受采访时痛不欲生地说，再也不想练下去了！ 功利的教育让学生远离学习，体制下的苛责让工作变成挣脱不掉的梦魇。 如果教育只是为了找个工作、当个顺民，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、凑合活着，还谈什么兴趣、论什么尊严？ 如果教化变成了奴役，教育变成附属于政治的工具，社会还说什么创新、道什么进步？ 此时，教育与文化彻底脱钩了，没有文化感的教育，简直变成了酷刑！ 在功利目的的重压下，中国学生失去了积极回答问题的灵性；在以老师为教学核心的课堂上，他们的演讲能力没有最大程度地释放；长期浸泡在英语语法和阅读题目中，他们的英语听说能力在英语学习的黄金时期凋零了。 
当我在中国西南一个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做英国教育推广时，刚刚入学的高一学生踊跃地回答外教的问题，而到了高三这边，英国老师的讲课应者寥寥，高三学生迷茫的眼神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班主任悄悄告诉我，当地高考的英语听力取消了，学生已经两年没有“听”英语了。 与之相反的例子发生在大约二十五六年前。我喜欢英语是从初中开始，那时的启蒙导师冯老师，鼓励班里的同学在英语方面多听、多说，她经常带大家去语音教室上听力课和口语课。她还在暑假组织我们与来华的美国夏威夷某中学的同龄学生互动，当时我们与美国学生同住在一个宾馆里，天天在课堂中、公园里、晚会上英语聊天沟通。冯老师的教法到现在仍然是先进的，这种超前的意识一直激励我用英语交流。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开放的，以此激发人的兴趣点，扩展兴趣的广度和深度。 留学的层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取得学位的功利阶段，而应该深入到文化层面，增强留学的文化存在感。而达到这一高度，功夫还在国内教育的改革、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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