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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有这样一则新闻：《东北师大两篇硕士论文雷同 系出同门相差一届》。两个同门师兄弟，在一个指导老师的指导下，论文几乎一样，连笔误都照抄。不用说，这又是一起论文抄袭事件。这类事件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，高校学术尊严面临挑战。
然而，另一个现象或许跟更多人相关。在上述新闻下边的跟帖中，多达1/3的跟帖却都是为抄袭辩白，并谴责记者“多管闲事”的。
其中，点赞数最多的跟帖是这样写的：
“闲的蛋疼，让人安安静静的毕业不就行了。那么多本论文有几个是有用的，最后不都是卖了废品”？
联想到公众之前对郭敬明抄袭事件的宽容，对唐骏等人学历造假问题的纵容，这个问题就不小了。
一方面是抄袭现象愈演愈烈，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抄袭问题见怪不怪，不当回事。当“抄袭有理，剽窃无罪”成为很多人默认的心理时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，这种脑回路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当今社会盛行“结果导向论”，人们普遍不在意过程的正义性
有关抄袭，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郭敬明的了。早在2004年，还是上海大学学生的郭敬明以一部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红遍文坛，成为最火的青春文学作家。然而不久就有人发现，其中情节走向、人物姓名等大量与早先出版的另一部作品——庄羽的《圈里圈外》雷同。 
后来庄羽状告郭敬明，法院裁定郭敬明抄袭事实成立，赔偿20万元并公开道歉。
后来，郭敬明赔了钱，但一直拒不道歉。再后来，郭敬明事业一路顺风顺水，发展至今，已成中国80后最具代表性的偶像，从大学肄业生到亿万富翁的奋斗故事激励着当下的年轻人；而庄羽则没什么人提起了。
从郭敬明的经历来看，他并没有因为抄袭事件而影响职业发展。法院刚判决时，他的粉丝就为他辩护：“我们小四‘改编’得好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看。庄羽的书之前就有了，怎么一直没人看呢？”
后来当他凭借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成为票房数亿的大导演时，支持者更是把他捧为当代罕见的不拼爹不靠背景，靠自己奋斗成功的励志偶像。 
诚然，郭敬明确实做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商业成就。但他的支持者所持的论调，则是典型的“结果导向论”——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只要小说好看，管你是不是抄的？只要能挣到钱，管你钱来得正当不正当。
这种观点大概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初的“黑猫白猫论”。彼时中国刚从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，百废待兴，亟需快速发展。在那个时期提出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着耗子就是好猫”的论调，是与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，并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。
而且当时这是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，不考虑语境，单独提出这句话作为行为准则，也是不可取的。然而，类似的事例却一再发生。
与抄袭相类似的还有学历造假问题。2010年，被称为“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”的唐骏爆出了“学历门”事件。
方舟子以多项证据指出唐骏的“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”学位造假，后来唐骏说自己的确拿过博士学位，只是没那么好，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。再之后方舟子又查出这家大学是一家卖文凭的“野鸡大学”。
唐骏的经历，以及他的书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》让很多年轻人成为他的粉丝
唐骏后来道歉，承认了自己学历造假，但出了一本名为《我还年轻，我还可以重新出发》的书，大意就是我虽然学历有问题，但有能力，也还年轻，我还是棒棒哒。
那次事件中，很多人对唐骏学历造假的问题不屑一顾，认为不管学历真假，人家真的凭能力做成了事，这就够了。如以下这种评论并不少—— 
反而打假的方舟子倒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。“不给人留活路”、“到处乱咬”、“闲得没事吃饱了撑的”、“不善良”，种种负面评论堆积到他身上。这一点其后的质疑韩寒文章抄袭、质疑崔永元对转基因的判断等事件中，越发明显地扩大。
反对方舟子的人几乎都有一致的口径：虽然xx怎么怎么地（抄袭、造假、伪科学等）了，但那又如何？毕竟他成功了，激励了我努力奋斗。我相信光明一定在前方！方舟子傻X不解释！
通过几次事件不难发现，结果导向，不问程序和过程的正义性，这种观点在中国人心里深深地扎了根。而受这些榜样影响并最终真的成功了的人，又会影响下一批人。这个循环已然形成。
计划经济时代重视理工科的思维仍在 漠视文科的重要性
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上述例子的一个共性：无论是东北师大论文抄袭，还是郭敬明、韩寒的文章抄袭，都是属于文科范围的事。至于理工科范围内的事，大家只有争议（方舟子、崔永元之争），却很少对抄袭宽容。这跟几十年来的重理工轻文科的风气密切相关。
从清末开始，中国就开始尝试文理分科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，民国政府在1912年取消了中学文理分科，实行通识教育。此后虽有反复，但不分科是常态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，高中阶段是不分文理科的。
资料图：蔡元培
1949年后，各类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了一个大问题，于是在高等教育中引进了苏联老大哥的“专业化”模式，从中学开始就把学生分为文理科，以便提高培养效率。1950年代的院系大调整中，将同类专业院校合并为专业学院，设立了一大批工科院校，使教育体制适应计划经济，为工业化培养人才。
像北大、清华以前都是综合性大学，在那次调整后变为北大偏文科、清华偏工科的模式。而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等学校也在那次调整中被拆解消失。
在那样一个为“两弹一星”勒紧裤腰带的年代，科技类人才缺口极大，理工科自然就比文科重要得多。这也是为什么解放后有一大批留美留欧科学家归国，但很少有文科类专家归国的原因。
慢慢地，一句俗语流传开来：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句话也流传甚广：“天下文章一大抄，看你会抄不会抄”。这两句话非常深刻地把人们心底里对于文理科的偏见呈现了出来。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理工科事关国运，学好了这些，上可报效祖国，下可找好工作，所以一定要学好。而文科本身的重要性都已被否定，抄不抄袭就更不重要了。
上图为一则2013年底的新闻中的配图。在就业的压力之下，重理工轻文科的风气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。
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虽然文理科的偏见已比计划经济时代好多了，但遗毒仍在。在很多地方，聪明的高中生依然是把理科当做第一选择，而学文科通常被视为脑子不够用的表现。“笨人才学文科”的思想依然很有市场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，的确容易出现“文科论文抄袭无所谓，混个文凭呗”这种论调。
相关制度有漏洞 抄袭所得到的利益远大于被发现后受的惩罚
在本文开头那起论文抄袭事件中，最令人诧异的是两篇雷同论文系出同门，是由同一位导师执导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位导师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学生在干什么，只要稍有劝阻之心，学生肯定不敢这么干，要抄也得换一家抄。如此这般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得通：导师指使学生抄的。
导师为什么有这个胆子，不怕被人揭穿吗？其实看一看论文发表时间就能明白。此次被揭发的这两篇雷同论文，分别是2005届和2006届的学生写的。
这就满足了两个条件：1.两篇论文发表间隔时间短；2.两篇的发表时间距今很久（10年）。这两个条件对构成抄袭新闻缺一不可。
首先，硕士、博士论文被知网、万方数据库等论文库收录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短则几个月，长则十几年，平均时间要在一年以上。
也就是说，当2006年的毕业生写论文时，2005年那拨论文绝大多数还没被收录，即使全文照抄也几乎不会被“查重”等手段发现，这就给钻空子的人以可乘之机。
其次，今年已经是2016年，那两篇写于2005/2006年的论文都已被论文库收录，所以当记者在万方数据库搜索时，这两篇雷同论文就露馅了，于是证据确凿，一篇有关论文抄袭的新闻就诞生了。 
在百度上搜索“论文抄袭”，前三个结果都是广告，主要业务是让你既能抄袭又不被逮住
导师、学生联手导演这起论文抄袭事件，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：不怕。除了在某些网友眼中“吃饱了撑的没事干”的记者，几乎不会有人去查十年前的论文抄袭问题，这种事露陷的概率极低；即便如今真的被揭发出来，涉事学生的学位被取消，那他也已经用这个硕士学位在职场打拼了十年，早已到了用能力而不是学历找工作的阶段了。
换句话说，学位在职场的敲门砖作用已经用过了，没学位也无所谓了。
而放眼整个文字写作行业，你会发现抄袭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大。在文化部颁发的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》中，第15条有个叫“适当引用”的条款，规定“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，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，但专题评论文章和古体诗词除外。”
这一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好掌握，比如古装剧A涉嫌抄袭另一部剧B，但B中主人公吟诵的古诗词也被A抄走了，这个算不算抄袭呢？很难讲。于是，有人就钻了这个空子。
2015年闹得飞飞扬扬的于正抄袭琼瑶事件中，于正曾经的合作者就披露过于正教给他的抄袭大法：“抄袭只要不超过20%就没事，比如你把20集戏全抄了，但只要扩充到100集，法院就不会追究。” 
琼瑶（图左）诉于正（图右）抄袭案，虽然胜诉，但对抄袭者于正并没有什么影响。
那次琼瑶诉于正抄袭的案件，以琼瑶胜诉告终。但那又如何？琼瑶还是制片商眼中的过气老作家，于正依旧是娱乐圈当红编剧、制作人，赔给琼瑶那点钱，比他拍一部戏挣的钱少多了。而这还是极少数的抄袭成立的案件，多数情况是被抄袭者苦于各种因素而忍气吞声，抄袭者逍遥法外继续挣大钱。
对抄袭者惩处不利，以及制度上的缺失，造成了抄袭者得利，被抄者无奈的局面。如此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”的现状，不抄袭的人会被叫做傻帽吧。
结语 中国人对抄袭行为的宽容，其中有明显的“成功学”的影子。在当前社会，无论通过什么手段，经历过什么波折，只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就会被多数人认可。随后他们会登上舞台，成为“人生导师”，告诉大家“我的成功可以复制”。
其实，舞台上通过抄袭成功的人并不可怕，在台下渴望成功的那一双双眼睛，才是真正可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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